近年来，从北外滩的“城市会客厅”到陆家嘴的上海中心，从西岸滨江的美术馆、博物馆到渗透进城市毛细血管的各类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上海都市文化雅集的渐兴与普及，助推城市公共文化生活丰富与发展，见证人民城市的建设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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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的雅集，特指古代文人集团进行文化创作与交游聚会形式，是集宴乐、书画、文学、艺术、审美为一体的群体性文化活动。
在《诗经》中，“酒既和旨”“我有嘉宾，鼓瑟鼓琴”等诗句描述了聚饮歌吹的场景。秦汉时期，出现了崇尚宴飨游观的宫宴型园林雅集；汉代梁孝王的“兔园会”，是以政治人物为引领的政治集团外延性聚会；汉末曹氏父子的“邺下雅集”是政治身份与文人身份混同的雅集团体，可视为中国文人雅集之滥觞。
魏晋时期是“文化自觉的时代”。受当时宗教风尚的熏染，文人士大夫多在自然中寻找心灵的释放，休闲式聚会增多。王右军的“兰亭集会”、石崇的“金谷园之会”、陶渊明的“斜川之游”以及谢灵运的“山泽之游”是这一时期典型的雅集。
唐宋以降，文人雅集成为切磋文学艺术、进行即兴创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如白乐天参与的“香山雅集”，苏轼参与的“西园雅集”等。
宋金之后，文人雅集之风更盛。顾瑛主持的“玉山雅集”，吸引了彼时全国诗坛名流参与，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一个高标。
近代以来，史绪丰厚、钟灵毓秀的江南文化与来自各个区域的文化汇聚于苏州河边、黄浦江畔，逐渐形成一种更具活力与开拓精神、面向大众的雅集形态。
美国城市社会学家沃斯曾提出“城市性主要体现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观点。都市文化雅集通常邀请文化艺术界人士，在地方文化景观的标志性空间，通过跨界沟通、情感交流、灵感融合等方式，为人们带来深度的、新颖的文化体验。
雅集的参与者是文化的消费者，更重视生活的品位与格调。他们在追求物质生活舒适的同时，也愿意接受文化艺术的熏陶，注重自我个性的培养以及自由表达的空间。
由此，都市文化雅集作为现代都市生活中相对稀缺的文化符号与意义，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定制”消费。这种对个性化的宣示和主张，一旦与消费者自我认知产生某种共振，便能引发“标签化效应”。
从观察结果来看，上海都市文化雅集的参与者多以行业精英、文化专家、艺术从业者与爱好者等为主，倾向于通过购买理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使生活趋近于理想状态。相关雅集活动以修养心性、提升审美造诣为基本追求，多元的、高雅的文化内容是关键。
比如，注重对公共假日、传统时令以及雅集空间、场所的选择。如二十四节气的立春书帖、谷雨品茗、夏至观莲、秋分赏月、大雪围炉等，不仅为雅集参与者普及了超越现代生活认知体系的时间坐标，还为雅集提供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内容与依据。
又如，戏曲演乐等活动是江南传统雅集的重要内容。“流连高咏，羽觞醉月，曲水歌风，花之朝，月之夕，擗笺刻烛，杂以丝竹管弦之盛”，描写的就是江南古典园林中的艺术性人文景观。上海都市文化雅集中也常出现古琴、评弹、丝竹、昆曲、越剧、沪剧等。
一方面，传统表演艺术有其古朴深幽的文化内涵。在雅集这样小而美的互动空间里，它变得更为可赏、可学、可体验。特别是，雅集参与者与传统艺术表演者、传承者之间的近距离接触，弥补了舞台距离所造成的信息缺失。
另一方面，通过雅集的去舞台化呈现，专业演员可以变身为市民文化生活的引导者、启迪者。艺术精英与普通市民齐聚一堂，通过别具韵味的江南生活与艺术品鉴来打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场域。
此外，江南传统的雅致生活方式，包括器具、服饰、配饰、空间布置等，构成了一种具有鲜明价值导向的生活整体。经由现代传播、推广，逐渐形成工艺品消费群体，进而拓展相关产业链。
举个例子，啜茗、插花、品香等需要手工茶器、花器、香器等；古法炮制的茶点、饮品以及手工锻制的饰品，也都源自江南传统工艺。这些产品既凸显低碳、有机、环保的消费理念，又具备寓情感于风物的特殊消费特质。从个体着装、空间装饰到器具器物，同样凝聚文化与品位。
风自海上来，都市文化雅集是讲好上海故事、展示中国形象的良好介质与形态。它在承继江南传统雅集的基础上，秉承“大气谦和、兼容并蓄”与“融贯中西、承古创新”的理念，形成了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新样式，对于擦亮“上海文化”品牌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上海工艺美术学院非遗理论与应用创新基地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非遗传承与应用中心特聘研究员）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