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了31次，足以凸显今年就业问题的重要性。
今年以来，受国内疫情多发散发、国际形势复杂等因素影响，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整体有所走高。
国家统计局7月15日公布的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2022年1-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54万人，已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9%。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7%，其中二季度平均为5.8%。
从城镇调查失业率走势看，近两个月就业形势逐渐好转。
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5%，处于较低水平，4月份走高至6.1%，5月份回落至5.9%， 6月份进一步回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下降，但16至24岁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以下简称“青年失业率”)有所上升。
数据显示，6月份青年失业率为19.3%，相较5月份上升了1.1个百分点，处于今年以来较高水平。
在当前青年失业率高企、高校毕业生总量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的背景下，就业压力该如何解决?新增1100万人的就业目标，如何实现?为此，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卢锋。
卢锋认为，决定青年就业形势的关键因素，是青年劳动供给(岗位需求)与青年劳动需求(岗位供给)的关系，如果青年劳动力需求受到制约，充足青年劳动力供给不仅不会带来红利，反而会派生阶段性失业压力。在当前的背景下，政府、企业、高校、个人四方要合力多策并举，加大积极促进就业和民生政策的实施力度。
农村户籍青年求职者总体已“去农民工化”
时代周报：6月份全国青年失业率高达19.3%，再创新高。有观点认为，目前的情况仍未到顶，你认同这个观点吗?整体失业率应该维持在什么区间比较合理?
卢锋：今年上半年，失业率整体形势明显好转。整体的城镇失业率降到5.5%，说明宏观经济形势明显好转，背后是疫情防控形势与2-4月比较明显好转。然而，在整体就业形势明显好转的同时，6月份16-24岁青年失业率上升，显示大学生就业还是面临较多困难。
从今年上半年的整体情况来看，4-6月16岁-24岁求职者失业率上升。4月份青年失业率由3月份的16%跳升到18.2%，5月份也在18.4%的高位，到了6月份这一数值再创新高，达至19.3%。
由于青年求职者绝大部分是高校与职校毕业生，考虑到季节性因素，青年失业率在今年7-8月还可能进一步上升。之后，预计到明年初，青年失业率会逐步回落。
青年失业率的上升与多方面因素有关。原因之一，是高校毕业生人数较快扩大带来较高学历劳动供给和较高质量岗位需求大幅增长。我国16-24岁青年求职群体主要为高校毕业生、中专毕业生以及中学毕业生。
而青年失业率主要反映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失业情况为主。以2022年为例，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为创历史纪录的1076万，此外还有中专毕业生约400-500万人，以及一定数量的中学毕业生。
高校毕业生人数的上涨，代表着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有增长、长期素质也有改进，体现出了高校多年扩招取得积极成效。也意味着劳动供给和岗位需求在毕业季前后密集增加，对青年就业形成了一个短期的“泄洪效应”压力。
同时，高校毕业生群体对就业岗位种类和质量需求的变化，也会对就业岗位供给匹配带来新的压力。
另一个影响青年就业形势的因素，是新生代农村户籍青年求职者总体已“去农民工化”。这一变化本身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不过在目前面临阶段性岗位供不应求的环境下，也会在客观上增加就业压力。
由于我国面临经济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另外，由于扩招而上涨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有时也有特定时间点，因此青年失业率很难有一个绝对的数值区间。
一般而言，宏观经济潜在增速比较充分释放，即达到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就是比较理想的失业率，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现阶段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可能维持在4%-5%之间是比较正常的。
时代周报：自3月以来，青年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且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的数值差距逐渐扩大，为什么会这样?各地的相关政策也已相继落地，在你看来，这些政策成效如何?接下来还要往哪方面发力?
卢锋：青年失业率高于整体失业率是较为普遍现象，这也合乎一般规律。一般而言，青年人具有接受新事物快、知识结构新等天然优势，但他们在求职时也有工作经验不足;对公司文化认同、内部特殊要求比较生疏;对待遇、事业发展的主观预期跟现实存在差距等方面的弱势。另外，由于有长期合同的在职青年人比例较低，这导致用人单位在需要裁员或缩招时，大部分青年人群会成为被考虑的对象。
与此同时，在目前宏观环境下，服务业受到了较大影响，例如二季度服务业增加值下降0.4%，虽然6月份由降转升，增长1.3%，服务业景气面明显扩大，但是国内外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依然较大，再加上受影响的教培、餐饮、文化娱乐等行业，都是年轻人就业相对集中的产业，加大了青年失业率与整体失业率的差距。
针对就业的结构性政策，其实是能做一点就做一点。我认为首先要积极加大就业促进政策力度，政府、企业、高校、个人四方合力多策并举，包括鼓励创业、鼓励国有企业多招人，学校加强辅导，多给毕业生一点时间，拿出资源与企业合作建立一定期限实习工作岗位，减少部分年轻人进入职场的初始磨合成本。同时也要鼓励高校在课程设置上提供更多通识教育，使毕业生人力资本更具灵活适应性。
对低收入家庭和失业人群，可扩大发放消费券和抵扣券等补贴政策规模，还可针对2022年特殊形势，考虑用数字人民币的方式对低收入居民和失业人口发放一次或若干次较大规模的收入补贴。针对失业救济金领取比例过低问题，可考虑降低领取失业救济金的程序性限制门槛，扩大失业救济的民生托底作用。
需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其派生更复杂的局面
时代周报：目前，全国有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者。你认为，灵活就业是解决青年就业的较好途径吗?这会有什么利与弊?
卢锋：灵活就业是年轻人包括大学生就业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过去十几年，灵活就业人数从几千万上升至约2亿人，规模快速扩张的背后是国民经济结构、互联网技术，就业形态等发生客观变化，这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表现。但灵活就业自身在配套社保、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等方面仍缺乏更进一步的保障等，需要逐步演化和完善。
从数据来看，必然有一部分毕业生选择灵活就业，但这不等于毕业生一定要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政策同样要重视个人选择和偏好，在此基础上，政策可以力所能及地帮助相关从业人员满足合理诉求和解决实际困难。
时代周报：近两年，不少年轻人的择业观发生了改变，求稳心态加剧，公务员、事业编等再度成为热门选择。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这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
卢锋：我个人倾向于认为，高学历毕业生择业无疑应考虑社会需要和专业人才人尽其用，然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允许个人选择还是底线原则之一。特定对象做了一个对他而言利益较好的选择，只要在现有法律与规则范围之内，他人虽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评论，但对其选择行为还是应允许或尊重。应该把积极正面引导与尊重个人选择结合起来。
其实体制内工作很多都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重要工作，高学历毕业生愿意到体制内工作本身不是问题。不过太多高学历人才密集竞争体制内少数工作岗位，出现一个公务员职位应试人数高达百位甚至更高数量级现象，确实不能说是正常和积极的现象。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不过经验观察也显示我们正面临一些新挑战。
例如我国经济目前短期困难与一段时间以来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产生相互作用，不仅导致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更重要的是间歇性和持续性不确定性因素对市场主体预期产生不利影响，需采取有效应对措施避免其派生更为复杂的局面。
我个人认为需要把短期和长期措施结合起来应对目前形势。要用足可供选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现有政策加快实施落地，增量政策尽快设计出台;同时审时度势完善优化疫情防控政策，千方百计稳定宏观经济增长大盘。
时代周报：有学术研究认为，就业目标“隐含”着经济增长目标。根据以往的经历，实现全国城镇新增1100万人以上的就业目标，所“隐含”的相应GDP增速区间大约是多少?
卢锋：今年的就业目标大约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速来支撑，很难有一个精准数据回答。
从宏观经济学常识看，如果经济发展能够接近潜在的产出水平，全国失业率和新增就业以及劳动力转移就有望保持大体合理水平。
但目前对于我国潜在产出有多高也没有定论，近年来学界中较有的共识看法是在6%左右浮动，疫情前这个数据会稍高一点。如果我国经济增速大体能保持在6%上下的水平，就业压力就会小得多。
由于多方面因素制约，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表现不如预期。疫情期间，我国取得了两年平均增速5.2%的成绩来之不易，不过5.2%仍是显著低于潜在增速。今年GDP增速目标为5.5%左右，目前来看达到预期目标仍有不少压力，在经济增长多年低于潜在增速的背景下，就业压力难免会加大。
